今夜入怀(46)

　　不哭不闹，沉默寡言，并无任何情绪外露。
　　没有需要入殓的遗体，他便窝在遗体美容室，用填补的新材料练手。
　　照常去学院上课，回来看网课。
　　叫他吃饭便吃，吃得少了给他多盛半碗，也不会剩下一个米粒。
　　所有人都以为廖雪鸣是成熟了，坚强了，而陶静知道他只有伤心到极点才会如此，现在的状态和当年老廖去世后一模一样。
　　事发后的这几天里，廖雪鸣也经常去太平间。
　　看守尸体发现地的警员不允许他进入，便坐在地上面无表情地看向里面，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。
　　看得警员都深感怪异，对来找他的陶静说：“他是不是有心理问题？”
　　让她劝廖雪鸣不要再来这里，影响工作他们也得担责。
　　法医利用职务杀人分尸、藏匿尸体，并且将头颅包裹寄往家属家中......此案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恶劣程度令人发指，超过半数的人要求对其死刑。
　　俗话说，全则必缺，极则必反。
　　在事件第六日的下午，沉沉幕布终于被划破个口子，光芒渐渐倾泄而进。
　　一位博主自称曾经是国际记者，辞职将近二十年。目前生活在澳洲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
　　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长文，自述当年在外蒙做实习记者时的经历。
　　称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自己的同期兼挚友，一位父亲是华国人、母亲是外蒙人的年轻女孩。
　　文章大致内容如下：
　　女孩的父亲任职于华蒙最大的跨国公司，是一位高级工程师。与她的母亲相遇是因为公司团建，旅游地点选在苏赫巴托尔省边缘的一个村庄。
　　正逢某个宗教节日，母亲是作为被献祭的“恶魔”，要在面部，脖颈，以及手脚烙上封印的“符咒”。
　　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深感诧异，现在竟还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。
　　但其实不管是二十年前，还是二十年后的今天。这样的事在世界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角落，依旧在上演。
　　譬如亚撒哈拉沙漠和中非的大部分地区，普遍存在的ge礼，又或者索马里童婚现象引世界震怒等等......
　　弊端，陋习，压迫仍然存在，我们无须质疑其真实性。
　　写到这里有些偏题，重新回到我的故事里。
　　后续是我朋友的父亲，出手救下这位女性，留她在家里做保姆。
　　后来他们相爱了。
　　婚后生下一个男孩，三年后，又生下一个女孩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
　　父母为她取下一个好听的名字：恩和其其格。
　　恩和在蒙古语中意为平和安康，寄托着父母对她的爱与祈愿。
　　我猜，是父母的宠爱，哥哥的保护，恩和才得以成长得如此善良正直，努力上进。
　　可是恩和的人生，却没能像名字一样安安稳稳。
　　十八岁时考入国立大学，远远赶超同期学生，刚毕业便有机会进入华国大使馆实习。
　　恩和很聪明，学习也是拼命的。有时我学累了，懈怠了，坏心眼地想让她和我一起参加联谊。
　　她拒绝了，告诉我：我的哥哥很优秀，我不想被他落下，也想去找他。
　　曾经听恩和提起过，哥哥因为成绩优异作为交换生去了发展更好的华国。因为背景和专业的特殊性，她已经四年没能见过哥哥。
　　恩和顺利地通过实习期，留在大使馆工作。而我知道以自己的成绩，在中心城市不会有太好的发展，便回到家乡寻到一份电视台的稳定工作。
　　我依旧和恩和保持联系，邮寄书信，后来用电脑邮件，发手机短信。从天气，食物，工作中的烦心事，以及感情中的磕磕绊绊......原本一切平静如常。
　　直到有一天深夜，恩和给她发来一条短信，称：我要去做一件事，大概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我不后悔。
　　我问她去哪里，要做什么事。
　　恩和只告诉我：我想让和我妈妈一样的人，都能解脱出来。
　　我说，保护好自己。
　　恩和没有回复。
　　半年后，我等来了恩和被杀害的消息。
　　我被警方传唤，调查，笔录。带着我去现场辨尸，确定受害者是否为恩和。
　　即使她五官被割得血肉模糊，我依旧一眼认出这是恩和。
　　恩和被杀害得十分残忍，百分残忍，千分残忍，万分残忍......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程度词。
　　现在的共识不提倡将镜头聚焦于女性受害者，可我该怎么去形容恩和受到的苦难呢？
　　她的遗体被抬到担架上时，腿，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，将盖着的蓝色布料高高支起。
　　听法医描述，她的腿骨已经被按折，又扎入肉里。
　　逮捕凶手，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。
　　杀害恩和的罪犯，是大使馆的男性随员，与她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合作。
　　到这里，我要补充一点关于恩和父亲的信息。
　　父亲年轻时因政策补助被调到外蒙，工作、成家、养育......在这里将近十五年。
　　后来因心脏问题劳累猝死在办公室，母亲继续抚养兄妹长大。
　　恩和死后，她的母亲在巨大的悲痛中挺着一口气，等待检方和警方的结果。
　　两个月后，终于第一次开庭。毫不意外地，刘被判处死刑，又提起上诉。
　　等待二审前，我终于第一次见到恩和的哥哥，苏和。
　　与恩和的描述别无二致，长相确实像妈妈多一点。
　　他沉郁寡言，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内敛。
　　实不相瞒，那时我是有一点讨厌他的。我感觉他并没有同恩和一样重视这份血缘关系，也许在华国的生活更适合他。
　　直至那件事的发生，让我意识到苏和像他名字的含义一样：如银斧头般坚韧锋利。
　　——苏和私自解剖了恩和的遗体，被警方拘留扣押。
　　同时我们也等来了另一个噩耗，宣判之时恩和母亲在我身边晕厥倒地。
　　——犯罪者刘，因有精神问题，被宣判无罪。
　　是的，无罪。
　　并且遣返回国，接受治疗。
　　而被害者的母亲，拖着病弱的身躯都未被医治过。
　　我和恩和的母亲，选择上诉。
　　终审宣判，未改。
　　恩和的母亲再次晕倒，被送去急救后，无力回天，与世长辞。
　　判决下达后的第七日，也就是母亲的头七那天。
　　苏和被拘留所放了出来，他瘦了很多，胡子也长，脸是灰色的。
　　即便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苏和也只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对我说谢谢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　　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　　打不通的电话，不回的消息。让我生出愤怒的力量：恩和只剩我自己了，我要替她讨回公道。
　　我拿起笔，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，屡屡被报社拒绝。
　　有一个刚刚成立的小报社，接受了我的投稿。可还未刊登印发，因税务合规问题被查封取缔；我仍没有放弃，用个人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案件的详情，宣判的疑点，但皆被封禁。
　　就这般的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......得知苏和已回到华国的那天，我彻底战败了。
　　像逃兵般烧毁了记者证，把我的、恩和的理想和信仰付之一炬。
　　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最终落脚在现在生活的地方。与我爱的人结婚，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，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。
　　可我总是梦到恩和的笑脸，下一幕是被害时的模样。
　　我总是从噩梦中醒来。
　　但今天，我也许真的从噩梦中醒来了。
　　犯罪者刘，受到了惩罚。即使脱轨于法律匝道，可他的的确确受了迟到二十年的“死刑”。
　　而如今一个问题犹如利剑悬在我的头顶。
　　苏和的做法，我到底该如何看待？
　　文章写到这里时，两个孩子在院里玩累了，躺在我身边睡着了。
　　哥哥紧紧攥着妹妹手。
　　我想，假若有一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妹妹身上。
　　我不会让哥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身为母亲会先行一步，尽管这不是一件好事。
　　——法律之内，应有天理人情在。
　　我常常对这句出自戏剧《安提戈涅》的台词，陷入深深地思考。